三十余载母校情
作者：项筱玲
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年过花甲。在我六十多年艰难的人生历程中，有一大半光阴是在位于花溪河畔、遥望笔架山的贵州大学校园中度过的。曾为贵州大学的学子，现为贵州大学的教师，是贵州大学以她母亲般宽阔的胸怀接纳、包容我，是一个个为贵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的贵大人帮助支持我。贵州大学给我知识、给我力量，也给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贵州、花溪、贵州大学是我人生永远不能释怀的情结。
四十六年前，正值三年困难时期。17岁的我来到贵州大学，睁着迷茫的眼睛，看着这陌生的校园。虽然当时我不谙世事，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身黄埔、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副军长的父亲成了我瘦弱肩头上难以承载的历史重负。优异的高考成绩，并不能成为进入大学的入场券。不录取我是容易的，而要录取我却要有勇气承担责任。数学系的马书记和李书记，权衡再三，录取了我，使我成为当年进入贵大考分最高而又最难录取的一名学生。从此我的命运和贵州大学、和伴随我终生的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贵州大学后，我努力学习，但一直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自卑。杨世藩教授、何培钧教授等任课老师对我的学习给予充分肯定，系领导也根据我的特长，让我担任系文娱部部长、学习部部长，承担着帮助印尼归国同学学习的任务，最后我还担任了校学习部部长。这一切，为我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一抹抹亮色。虽然生活艰苦，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记得我拜读《居里夫人传》，赞叹居里夫人的聪慧、刻苦与坚毅，却被当作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典型汇报到时任贵州大学校长的陈希文先生那里。没想到陈校长在“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却坦坦荡荡地说：“我们的女同学崇拜居里夫人，我看值得提倡，贵州大学要是出了个居里夫人，这是贵州大学的光荣。”试想，在六十年代，大学校长说这番话，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我因此免除了一场被批斗的劫难，而在文革中，这却成了老校长的罪状之一。
1964年毕业之际，拿着一份全优的成绩册，却连研究生准考证都不能拿到，我带着伤痛离开了学校。偏远的镇远一中承载了我的青春和热血，这一去就是十四年，人生最好的年华啊！十年动乱，我目睹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经受过批斗、甚至下放。当我历尽坎坷调到贵阳九中任教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母校和数学殿堂已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梦。
“四人帮”的阴霾刚散尽，我收到数学系系主任、我的老师谭鑫教授的一封信。谭主任的字迹苍劲有力，满含着学校、恩师对我的殷切希望：通过考研究生，回到母校工作。母校没有忘记她的女儿！在老师的鼓励下，人到中年的我，重拾书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文革后首次的研究生考场。复试后，谭主任还特别对我说，考试的成绩不错，学校一定争取录取。终于，我再次回到母校的怀抱，成了一名大龄的研究生。
荒疏了十余年的功课，从a、b、c开始学习的英语，研究必需的文献书籍和课题，子女教育，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母校又一次给我有力的支持，使我一步步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人生迟到的春天！我到了梦寐以求的北大、中科院、南开数学所深造，有幸得到国内数学界权威专家的教导和指点，开阔了眼界，夯实了基础，我开始在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四川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的学习，我顺利通过EPT考试和出国英语水平测试。1990年，我第一次从母校出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作访问学者。由此开始了我的国际合作之旅：三次到加拿大Ottawa大学作访问学者，四次到泰国作访问教授，到美国、香港访问，到希腊、意大利、美国等出席国际会议并作学术报告……就在母校，我和我的学生韦维博士成功地组织召开了有23个国家和地区6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的首次数学国际会议，扩大了贵州大学的学术影响。现在，我已是教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省管专家，博士生导师，更为可喜的是培养了一批莘莘学子。他们传承着贵大的精神，以坚实的业务基础，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有的学生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的学生已成为栋梁之材。韦维博士和张著洪博士如今不仅是贵州大学的教学科研骨干，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在省外和国外工作的学生，如罗涛博士，王远弟博士，樊春霞博士等也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每每想到这些，我怎能忘怀母校的培养，怎能忘记同仁的支持和信任。每次我出访，当时的数学系主任，我的老师周思纯教授总是对我说：“安心出去，好好学习，家里的工作，我们来承担。”有人说我在美国、台湾都有亲戚，出国后是不会回来的。但是当时学校的安天惠书记在了解情况后，殷切地对我说：“安安心心在外面学习，学校相信你，支持你继续深造。”正是母校对我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和信任，让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是贵州大学的教师。尽管我在国外，亲历了“六四风波”的余波，达赖喇嘛“访问”加拿大，“法轮功”游行等，我以坚定的立场，努力的工作，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和尊重。并有幸作为留学生代表出席中国驻加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国外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您是北京哪个学校的？”“您从上海来吗？”每到这时，我都会自豪地告诉他们：“I am from Guizhou University（我来自贵州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我父亲郑重地下达了平反通知，我也卸下了多年沉重的政治包袱。学校安天惠书记、田诗努书记、龚林文书记、黄希贤校长从多方面鼓励我。当我碰到困难，想离开贵大时，他们真诚地挽留我。母校也给我更大的舞台，让我在更高的层面上，为党的教育事业工作。我曾被选为贵州省优秀教师、市人大代表，担任过数学系的副主任、主任和理工学院院长，在刘朝政书记、李坚石校长、郑元宁书记等的支持帮助下，我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十余载岁月，三十多个春秋，已使我与母校血肉相连、不可分离。如今贵州大学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前进，在今后日子里，作为贵大人，我将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校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尽自己的力量，以赤子之心回报我的母校——贵州大学。